方所的存在，让广州多了一个让人留下来的理由。

去年底方所的开业，旋即成为同城热议的文化事件。在世界顶级品牌云集的太古汇，占地2000平方米的方所用蕴藏学识与美感的空间序列标示了城市精神培育的努力与尝试，可以说太古汇因为有了方所而不再流于物质的浮华光鲜，这座城市城也因为方所的存在而多了一个让人想念的阅读场所。

“方所”语出南朝文学家萧统的“定是常住，便成方所”，希望为懂得文化与创造生活的人打造一个内心渴望归属的地方。来自台湾的书店老板毛继鸿同时也是“例外”服饰的创始人，在媒体的访问中，他多次强调整合的力量，这也是方所走出传统书店经营套路，开辟文化生活创享空间的独到之处。方所的选书之道就彰显出泛华语阅读的视野，在这里可以挑选台湾、香港，甚至是日本的出版物，书籍种类也偏设计、文学和艺术，透露出对设计生活的思考与向往。

书店还只是店面的五分之一，其他空间陈列有各种前卫的艺术品、充满日式和风的餐具、台湾的园艺、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具，以及“例外”服装，场地中央还有一个咖啡区提供品鉴和交流。这里不只销售书籍，更注重生活方式的营造和体验。其实好的设计与创意正需要这样的渠道来引荐，需要这样的空间来展示，进而才能激发城市的想象空间。

虽然电子阅读时代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但书店的存在仍是一个城市文化成熟的标志，广州在这方面能够有唐宁、联合和方所等一批充满个性、注重细节的书店，实则城市的幸运与财富，值得让人们回味与流连。

2011年过得真是惊心动魄，身边的日子倒也平淡无奇，但这个时代让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诧异和不解。

临近岁末，可以发现几单2011年的大事件赶在最后几天不约而同地发布调查结果。高铁事故找到了两个事前就被双规的责任人，郭MM与红会算是撇清了关系，祖国南方偏僻乡村的那点引上百家境外媒体关注的事也开始查得水落石出、大快人心。种种迹象似乎都在2011年的尾声中传递这样一种信号，社会的公信力没有丧失，公平正义没有丧失，冤有头，债有主，再大危机都能被英明的决策和处置化解掉，天下一片太平，一切尽在掌握。我等平民可以安心地、热情地、鼓舞地迎接新年钟声的敲响。

遗憾的是，2011年最后一个新闻重磅炸弹似乎可以让仅存的公信力坍塌。《财新网》发布了一组关于达芬奇家具事件的幕后调查，揭开了央视半年前那组轰动一时的打假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则表面冠冕堂皇的打假新闻，背后竟然是一段波诡云谲的公关和敲诈。读到这篇报道的标题时，我还以为是那位哭天抹泪的潘庄秀华女士找来的枪手进行的品牌保护和新闻反击，但当那些言之凿凿的音像证据在文中详实列举出来后，我知道这次央视把全国人民都玩了。当然央视纪委正在调查此时，我们期待着2012年的某一天能有人站出来给个同样英明的决策和处置。但对于这个国字号的每天坚持用半个小时向全民传递幸福与感动的官方媒体来说，公信力的恢复恐怕要比公信力的坍塌困难得多。因为很多人不得不质疑，那些高调的宣讲是以什么价值观为背书。

新闻大事件表面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大事件背后往往维系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逻辑与必然。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和热钱狂飙期，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似乎已经没有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开始的那份信心与魄力。许知远在彭博商业周刊的开篇语中，对比了2001和2011年的差距，他说“比起十年前，整个社会的情绪改变了，人们感到迷茫，我们到底要构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种迷茫的情绪是在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严格意义上再算上个2011年深圳大运会后逐步显现出来的，盛世华章与歌舞升平之后，我们要面对一个没有聚光灯扫射的现实，要回答一个关于GDP增长和大国崛起为了什么的问题。超发的货币怎么办？高涨的房价怎么办？艰难的实业怎么办？低迷的内需怎么办？在2011年的采访中，我多次感受到来自各行各业的迷茫：经济学家说这次危机比2008年那次更严重，而且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地方官员看到楼市调控和信贷紧缩后土地出让一个接一个流拍，也感叹没赶上好时候；企业家和老百姓更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只是说生意越来越难做，股市越来越不挣钱。

其实社会的浮躁和经济的浮躁是对应的，这种浮躁最可怕的危害是冲击社会的公信力。2008年春天从北京传出的那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说的非常对，但遗憾的是接下来的几年，很难看出构筑的信心在哪里，反倒看到一堆关乎信心更多的担忧。高铁大跃进带来了对安全的担忧，郭MM晒名牌包带来的对慈善的担忧，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带来的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忧，楼市忽冷忽热带来了对政策稳定性的担忧，以及达芬奇“密码”带来的对第四公权力——新闻客观的担忧。

也许一切都不需要担忧，因为这个国度历来是靠潜规则运作的；也许一切的担忧也是值得的，因为会有一条更好的道路值得去摸索与构建。2011年最后几天，韩寒的三篇文章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说韩寒被招安了，有人说韩寒变成熟了。但其中传递出的对社会问题持有的理性与稳健的态度，相信是目前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普遍共识。随着公民素质的提升和政策以时间换空间的推进，我们有理由期待改革能够勇敢地前进，比如政府信息可以更公开一点，决策和预算可以更透明一点，民间经济可以更有创造性一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多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期待2012年会比2011年更好一点。

2007年1月9日，乔布斯在苹果世界大会上宣布iPhone的诞生，那一次发布应该是乔布斯最得意的时刻，因为iPhone注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电子产品，他再一次用自己的才华与灵感照亮了通往未来世界的道路。2011年10月5日，苹果现任CEO蒂姆-库克在iPhone4S发布结束后双掌合十，背后硕大的苹果LOGO闪耀出一抹绚烂的冰蓝光芒，这个举动似乎暗示了一天后的告别。

有人将乔布斯比作这个时代的爱迪生或者爱因斯坦，他的创造以及带来的影响力固然足以与卓越的科学家相提并论，但乔布斯更像一位艺术家，一位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的智者，所以很多人更愿意把他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达芬奇，是信息时代文艺复兴的引领者和开拓者。苹果公司推出的每一件产品其实都代表了乔布斯在工业设计领域的革新理念，他的苛刻严谨与完美主义铸就了苹果产品的一个又一个传奇，操控苹果的产品可以让人感知到科技的温度。

很难想象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将会走向何方。在分析人士看来，苹果既定的产品战略已经成熟稳定，苹果的光辉至少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消逝，但五年后会怎样就很难猜测了。乔布斯去世的消息引发了三星、索尼等众多竞争对手股票的上涨，这已经被认为是对乔布斯的另一种致敬。

乔布斯带给人们的还有他对人生的体悟。佛教和修禅对乔布斯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死亡是人类最好的发明”以最后的告别再次印证了他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重要性。

我们失去了一位导师，一位让这个世界变得精彩而且有趣的创造者。未来世界在回顾这个世纪最初10年的时候，无论怎么浓墨重彩地书写乔布斯的这段传奇都不为过，因为他开启了一个更值得期待的未来，相信他启发的灵感与信念会延续长久。谢谢老乔，帮主走好！

iPhone4S的发布可能让全世界在同一个时点做同一件事情的人数创造了新的纪录，但这次发布会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就在10月5日凌晨（东京时间）美国的发布会即将开始时，日本的苹果网站竟然放出了iPhone4S的照片，保密工作一向滴水不漏的苹果公司应该不会在计算时差方面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可能苹果公司自己也意识到，当人们太过期望一款叫做iPhone5的产品时，对于即将发布的iPhone4S来说不是好事。但这个提前放风的举动来得还是太晚了，围绕着iPhone5的商业炒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已经让这次产品发布会承受了不可承受的期望，让人们最终有被忽悠的感觉。

其实细看iPhone4S的参数指标，改进的程度一点都不水。A5处理器让手机整体速度翻倍，800万像素摄像头进一步提升成像质量，再辅之即将发布的iOS5、iCloud、Siri等系统应用，对于一部时隔仅一年就更新的机型来说，这样的改进并不缺乏诚意。换个角度想，也许这样的配置如果硬是叫做iPhone5，会不会让狂热期待的果粉们好受一点呢？

现在看来，彻夜守候发布会的网民们对iPhone5变革的最大期待是在手机外形方面，似乎对于苹果公司来说，不拿出更轻更薄更大屏幕的造型就是一种对创新精神的怠惰和叛离。回顾iPhone从2007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iPhone的外形变化是主要发生在隔代升级的机型中。其实对于一款成熟的电子产品来说，外形革新往往是把双刃剑，如果改得不好，反而会对经典机型造成毁灭性冲击。比起网上流传的iPhone5各种不靠谱造型来说，我倒宁愿看到苹果公司在这方面采取保守举措。

这次苹果手机新产品的发布在软件方面的创新也许更具有深远意义。云应用将实现个人数码信息的大一统，让人与机器之间不再是“一对多”的繁冗关系，而是“一对一”的简约关系。iOS5也将弥补手机系统曾经的许多遗憾与不足，比如阅览器的信息收藏功能很值得期待，手机拍照的快捷键也将免除解锁的麻烦。

这次让人兴奋的应用是苹果的个人语音助理功能Siri，开发这款应用的公司去年4月被苹果公司以2亿美元收购，iPhone显然已经不再满足当下智能手机的智能水准，而向未来的人工智能迈出关键一步。不同于简单的语音拨号、语音搜索等语音识别功能，苹果公司显然在后台运算和信息整合方面对Siri给予厚望。目前，发布会展示出来的功能大致包括语音播报天气、日程、汇率计算、行车向导等信息，未来实现智能搜索、信息分析处理，乃至于机器基于人类思维而实现的逻辑推理等更复杂的应用并不是不可能的。

网上已经有人将Siri同当年苹果公司开创的Multi Touch应用相提并论，一个全新的手机应用领域已经展露头角，引发人们对未来无限可能的联想。当年电影《少数派报告》中，Tom Cruise戴上专用手套操作各种数据影像的镜头其实已经通过Multi Touch走进了现实。而Siri让我不禁想起十年前上映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经典电影《人工智能》，未来世界里，机器人大卫向万能博士提问的情节，其实相当于在人与GOOGLE或者人与WIKI之间架起了一个接口，我们今后想知道的一切也许都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迅速便捷地获得答案。

目前Siri还只支持英语、德语和法语的语音识别，估计未来在国内或香港上市时应该会增加对中文和粤语的支持，否则就真的成为一款英语教学普及软件了。但听说在语音学的领域，汉语的识别的确比拼音文字要困难，这与汉语音节的分割和声调转换的复杂性有关系，但目前APP上已有的听写软件识别率也不低，Siri应该有实力做得更好。

乔帮主隐退幕后，苹果公司能否实现平稳过渡并继续引领创新，已经成为这家公司能否续写传奇的关键。把这次发布会理解为乔帮主离开后公司刻意的低调也好，理解为用户期望值管理失败也罢，反正苹果的股票在发布会进行时已经上演了高台跳水，未来一段时间对于苹果来说无疑是艰巨的。

在日行程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同行团友纷纷显露疲态，几乎每天换一个酒店住处的奔波让我们在旅途中难以静下心来体会所看所感。现在想来此行最有意义也是最平静的一天是在北海道的民宿，我们分别被札幌的当地市民接走度过短暂而难忘的一天时光。

接待我和一位江苏团友的日方家庭是旭川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那天下午先由女主人带我们去参观了北海道开拓者纪念村，在一大片森林公园中集中了130多年前明治时期北海道开拓建设中的各种建筑和风物，有当时的火车站、新闻报馆、邮局和大学等，每一栋建筑都是采取迁移重建的方法，力求保留一木一瓦还原当年景致。一条环村观光铁轨上竟然还跑有马拉的火车，姜文电影中的情节果然是真实再现当年细节。漫步村中，恍如隔世，暂别纷扰，得一丝难能可贵的清静。

民宿当天最热闹的是晚上在男女主人家晚餐的情景，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通过打手势、写汉字、翻照片、偶尔蹦出几句英语的多种手段竟然聊到了半夜12点，饮料酒水从啤酒换到清酒，再换到梅酒和绿茶，话题也从北京穿越到广州、南京、东京，又回到北海道。看得出老教授很兴奋，他平时很少离开北海道，去东京的次数都很少，如今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接待各国年轻人成为他平日里的一项重要活动，各国年轻人带来的普通的纪念品都被他视若珍宝。我们也谈到了日本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我能隐约感受到两位老人居住在北海道乡村小别墅的宁静平和，或者说是一种孤独。

相信如果让国人比较东京和北海道的话，大部人会更喜欢北海道。这里有日本五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却只有东京的十分之一，在这里更容易找到人与自然的对晤。去年底有一条新闻就提到日本开始考虑限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投资客在北海道购置不动产的事情。在北海道，一套拥有永久土地产权、独门独院有车位和花圃的150平方米左右的别墅，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80万元。其实城市作为一种聚居文化本身就是逃避孤独的所在，车水马龙，月夜喧嚣往往会让人们忘记孤独。但在大城市待久了，反而会有一种荒漠感，而小城的清净与自在就更有吸引力了。

日本茶道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做“一期一会（いちごいちえ）”，指的是在召开茶道会的时候主人和客人都应该将这一次当作人生中仅有的一次，竭尽全力表达自己的诚意，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绝无仅有，不可复制的，所以要珍惜人生每一次机缘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这次中国青年访日代表团所有行程结束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在日本结识的教授夫妇、翻译老师、青年工作者都是很好的向导，他们友好热情的向导帮我推开了一扇又扇解读这个东洋岛国的大门，展现出来的若干细节其实已经开始回答一个亚洲民族如何面对现代化和国际化等普遍性问题，至于他们所面临的后现代化、经济持续增长乏力、自然灾难面前的生存力量等问题，也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听说日本人其实很少使用sayounara来表达“再见”，因为在日语中这个词有永不相见的意思。那么还是不说sayounara吧，因为大家都期待能有机会再见。此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真正的海边去感受一下那种既封闭又开阔的岛国体验，对日本的自然风貌接触得比较少，这也算是为下一次赴日旅行留个念想吧。

回到广州后，突然发现欠下一堆稿债，很多事情乱得没了头绪。曾经一直很向往给自己放个长假，或者让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突然变换一个频道。但这种事情真的轮到自己头上时，又发现偏离生活的惯性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长假之后的回归过程必然是一次变本加厉的补偿。好在九月历来是新闻旺季，每天接连不断的采访任务让我在忙碌中麻痹了回归的不适。尽管如此，每次逃离之后，内心其实都在酝酿和期待着下一次的逃离。

平时的报道领域让我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有意无意地去多看两眼城建领域的事。从成田机场一出来，我就在留意这里有没有像国内很多机场迎宾大道那样摆放鲜花、道路两侧有没有使用花岗岩路沿石、这里的城市天际线是什么样子、这里的河涌是否会实施硬底化。由于行程节奏十分紧张，我所在的分团访问主题又不是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访问，所以只能走马观花，粗浅感受一二。

一个城市的广告牌的色彩、夜景灯光的色温、公共交通的指示牌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物往往在影响着个体对城市的感官印象。虽然一直认为日本的文字出现在印刷出版物上显得稀松缭乱，但当地的广告牌却很耐看，密集商业区在建筑物侧面树立起来的各种长条广告牌错落有致，醒目却也很规整。联想到去年广州整顿拆除户外广告，北方有些城市甚至将一条街广告牌的颜色字体都统一约定，实在是一种拙笨的城市形象管理手段。商业区的亮点就是在纷杂中体现繁华，在这方面香港和东京的广告牌都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次在东京看到的夜景灯光逊色很多，大地震后发生的核能危机让很多城市都处在限电节能状态，晚上走在涩谷人流穿梭的十字路口，昏暗的照明实在和这里的商业氛围不匹配。

虽然早就对东京的建筑密度有所耳闻，但我还是很惊讶这里很多街区的楼间距简直和广州城中村的“握手楼”没什么两样，我多次问同行的日方友人这样楼贴楼的建筑怎么解决采光问题，但得到的答案多是东京人口多没办法才这样。城市容积率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国内很多规划官员都强调土地资源紧缺的现实必然要走一条和美国地多人少国家完全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而是像香港、东京这样高密度发展。但高密度的前提是要保证高品质和高效率，否则高密度将带来城市灾难。城中村握手楼的卫生条件差、居住体验恶劣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建筑和规划的水平太低。

在东京期间，看到多个垃圾焚烧厂的烟囱高高耸立在市区，当地城市建设似乎并没有躲避焚烧厂如避瘟疫，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在当下科技下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是安全的。在日本的公共场所扔垃圾是个麻烦事，大部分情况下找不到垃圾桶，只有一些便利店门口摆放有颜色鲜明的分类垃圾桶。当地鼓励市民自行处理垃圾，垃圾要随身携带到垃圾桶进行分类处理。

联想到日本文化中特别强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因素，看来扔垃圾也是在给别人，给公共场所添麻烦，自己妥善地处理垃圾是一种文明程度的体现。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而燃烧垃圾的前提正是科学有效的垃圾分类。在这方面，日本刻意减少公共场所垃圾桶配置的做法倒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思路。

日本文化的生命力十分强劲，而且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两面性中张力十足。东京高楼鳞次栉比的空间格局中经常可以看到有神社隐秘其间，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西服革履的上班族与盛装打扮的和服一族并行不悖。

日本文化以紧凑细致闻名，这种对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对整齐秩序化的追求，影响了这里的很多事物。比如定食餐盒中精巧的食物摆放，据说这种漆木餐盒还启发了IBM设计出Thinkpad笔记本电脑的经典款式。还有万代株式会社出品的高达机器人模型，上百个零件组装出的机器人，让人在组装过程中体验到这个国家工业设计的精细程度。我想也正是这些精致的文化基底让这个国家能够生产出各种高端相机等精密化仪器。

日本人讲礼貌是出了名的，大街上地铁站附近随处可以看到弯腰鞠躬的人。在银座的一家品牌服装店，有位女店员为了送一位顾客出来竟然在门口遥望了很久，顾客都走出去几十米了，这位店员还在不停地微笑和弯腰。在大井町的一家电器城，我想买一个电源转接插头，只能打电话给随团翻译从中沟通，一位小胖哥店员接待的我，他每次拿走我的电话与翻译通话后，竟然都用手中的蓝色手帕把电话屏幕擦拭一圈再用双手抵回给我继续通话，以免汗水留在屏幕上，服务的细致严谨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日本在建筑领域似乎并不拒绝模仿和重复，高楼大厦大多是在外立面方面进行建筑细节的变化，而不是一味追求奇形怪状的夸张造型。至今对东京的两件标志性构筑物感到不解，一个是完全仿造巴黎埃佛尔铁塔的东京电视塔，另一个是树立在台场的小一号自由女神像。这两个物件如果出现在中国肯定会被骂为山寨，但在东京似乎已经成为城市值得自豪的象征。原来在1998年的日本法国年，巴黎将自由女神像送到日本参展，展览后日本舍不得自由女神像就索性自己造了一个。感觉这个民族对先进的文明是敞开大门的，无论是古代的东方文明还是明治维新以后的西方文明。

让我很诧异的是，日本的墓地就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在东京铁塔上忘下望去可以看到寺院里密密麻麻的墓碑。这一方面与东京土地资源紧张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日本人对先人的尊敬之情。日本的向导老师告诉我，日本的城市建设是不能破坏墓地的。对传统文化与先人的尊崇与传承，对新文化的兼容并包，任何成功的城市都要具备这个先决条件，才不致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迷失方向和自我。

日本之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的高效率，而高效率的最直观体现就是东京这座全球最大规模都市的交通组织能力。虽然之前很早买来DK出版社的日本旅游指南和一本专门介绍东京的小册子来看，但真正来到这座庞大的都市，还是感觉到有些迷茫。特别是穿梭在繁忙的地下铁中，我甚至要从认车站和买车票来学起。语言成为自由出行的最大障碍，很多时候要靠零敲碎打的英文和书写汉字来半蒙半猜地沟通。

由于不同的地铁线路图有不同的标注方式，有的标日语汉字，有的标罗马字，而用中文阅读的汉字站名和用罗马字标注的站名很难对应。比如著名的商业区新宿，用罗马字转写为拉丁字母就是SHINJUKU，想通过汉语来找到对应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就会在这个地下高效运营的系统中产生身陷迷宫的错觉。

虽然只是浮光掠影的观察，但还是发现了东京地下铁各种细节设计上的周到考虑。比如每节车厢门上的显示屏会在不同的信息之间切换，其中就包括显示本节车厢的号码和位置，以及这节车厢在站内对应的各个电梯和出口的位置。这个细节可以让乘客在下车前迅速判断出走出车厢该往左还是往又走，不至于出车门而找不到方向感。这种信息对客流的组织无疑将提高系统的效率，避免人们左冲右撞。

东京总面积215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已经接近1300万人，人口密度高达5986人/平方公里，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在东京期间很少遇到堵车现象，同行的团友还留意到从来没有听到汽车鸣笛声。大部分人都在依赖高效率运行的公共交通系统，还有很多年轻人在选择骑自行车出行。而在东京开私家车和停车是非常奢侈的行为，打车起步价就要折合60多人民币，每299米计费7.5元人民币，打个车动辄就要几千日元。

在东京，可以真切体会到地铁文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东京的商业中心与地铁和城铁站结合得非常充分，很多服装店、书报店、礼品店直接开到地下，地上整合购物中心和餐饮娱乐中心，建筑物之间由二层廊道连接，这就构建起交通与生活的完美对接，很多人足不出户就可以直达自己的办公室。正如此前很多介绍日本文化的书中提到过的，人们在地铁里看书的现象非常多，我目测过一节车厢大约有一半的人都在捧书阅读或者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日本的书籍装帧小巧，一只手拿起来非常方便，也有很多人在看动漫书。

城市建设的魅力在于细节。我们住的酒店离品川站距离很近，第一天晚上正是在这个人流如织的换乘大厅里，我看到一位盲人泰然自诺地走在位于道路中部的盲道上，让人不禁感叹国内市政建设中出现过的曲折型盲道、陷阱型盲道、中断型盲道将对盲人出行带来多么大的挑战。后来在东京和札幌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楼梯扶手的两端以及列车车门上都出现了盲文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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